Massimo Roj：用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明

　　近年来，马西莫·罗伊先生特别致力于建筑和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他认为，可持续发展并不仅限于建几座绿色建筑，而是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利益的复杂实现过程。波捷特把可持续性发展视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并创立了宏观与微观的解决方案，使之能够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新理念。这种理念总结为波捷特的新标语即：少利己，多生态——走向共同的可持续，重点在于建筑﹑规划与可持续的微妙关系。

　　【设计师采访】

　　记者：您来到中国做设计已经十多年了，中国的这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有什么亲身感受吗?

　　Massimo Roj：我大约十三四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去的上海，在我印象中上海应该是比较老旧、比较保守的那种城市，但是来到上海之后发现和想象的完全不同，有很多新的摩天大楼，新的地铁，感觉非常吃惊。后来我去了天津，天津就和我印象中的中国差不多，人非常多，大家都骑自行车，甚至因为自行车太多而无法穿行马路。我觉得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上海、天津，也包括北京。我觉得北京现在城市的整体的质量，人民的居住空间，以及城市里的绿地都在逐渐增加，这也是我期待的北京的发展方向，更注重人类本身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

　　记者：您对当下来中国市场的外国设计师有什么建议和嘱托吗?

　　Massimo Roj：现在的情况和十多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外国设计师来说，来中国工作并不容易了，主要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有了跨国的经验、国际合作的经验。过去的中国市场需要国际设计师将国外的设计经验带过来，但是现在中国人也意识到其实自己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设计，把中国的设计和国际的设计结合起来。

　　我的建议是国际设计师来中国之前一定要学习一下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抱着学习的心态过来，找到一个和中国设计师合作的机会，虚心向中国学习，而不是前来教中国人外国的设计技术，因为这种方式已经行不通了。

　　记者：您感觉中国设计师和国外设计师有什么区别?

　　Massimo Roj：中国设计师和国外设计师的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设计师更年轻，他们在设计方面的速度也更快，有些中国设计师在大学中学习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参与一些很大的项目了。我在意大利米兰以及中国的大学都有合作，可以看到中国的设计师是非常的活跃，而且及接受能力也非常强。而国外的设计师有很好的经验知识背景，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整体的节奏是比较慢的，所以我认为国外设计师虽然拥有知识和技能，但是很难在速度上和中国设计师相竞争。

　　记者：您对中国传统建筑有什么样的了解?您在传统文化建筑和古城保护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

　　Massimo Roj：我们应该保护传统的建筑元素，全世界都应该这样。我认为旅行的最让人惊喜的一点就是看到不同城市各自的特色。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进程正在使建筑风格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使很多城市千篇一律，50年前不同地区的建筑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从意大利到中国就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我们之前有一个项目叫做“荆州古城保护与利用规划”，建议荆州市政府保护传统建筑，去除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建造的不伦不类的建筑。

　　我认为“老”和“传统”是全然不同的概念，老的东西、旧的东西我们要摒弃，但是传统的东西我们要保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我们不仅要保护“传统”，而且要从中找到文化底蕴，使得我们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建筑上都可以借此回顾历史。

　　意大利和中国的情况就不同，比如说在意大利的罗马，你可以看到很多古旧的建筑，两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你都可以在建筑上找到蛛丝马迹。但是在中国，我去了十多个城市，感觉都是千城一面，没有各自的特色，我的中国客户也是这么认为的，城市的建设已经失去了其原本应该有的面貌。

　　我在深圳的时候去了一个主题公园，那个主题公园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的建筑服装和食品，我感觉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你从一个国家的北方到南方，也理应看到不同的建筑以及不同的生活文化。

　　文明是从有篝火的营地开始的。最初，人们习惯在篝火周围集会，慢慢地篝火逐渐发展演变成了广场。现在的城市正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因为现在的城市已经失去了社交空间，人与人之间也失去了社交和互动。

　　日本和韩国对传统的保护也是很重视的，无论是建筑传统还是生活习惯传统。像首尔发展得也很迅速，但是他们并没有像中国这样把所有古旧建筑都拆掉。不同的文化对新和旧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皇帝总想把旧皇帝创造的一切推翻，以创造新的历史。这种传统和中国的现状也有很大联系。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城市规划的错误就是通过功能进行城市规划，比如这个地方是住宅区，那个地方是办公区，另一个地方是商业区，这样人们必须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去上班，去购物，人们会走很多的路，通勤花费很多时间，生活非常不方便，使生活质量下降很多。真正的城市应该是不同的功能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只要人们在这个区域生活就可以完成工作生活需要的所有东西。北京的胡同是非常好的例子，人们在四合院里生产，在院外就可以销售，在院内就可以居住，在很小的地方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生活。但在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步行到不了任何地方。

　　记者：您主张设计要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而当今中国大拆大建的情况很常见，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有没有想过什么措施能避免这种大拆大建的状况?

　　Massimo Roj：大拆大建，拆的应该是古旧，没有必要的建筑，但一定要保护有文化传统的建筑，这样才能保留我们的记忆和历史。至于如何避免大拆大建，一定要从教育入手，新一代中国人在学校一定要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到历史的重要性，才能知道如何保护历史。大概十三四年前，我在天津大学开办了讲座，并邀请一些中国学生区米兰学习和工作。其中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意大利人保留那么多古代的建筑，像斗兽场，完全可以拆了之后建一幢大厦?当时我并没有回答，等六个月的学习之后，他告诉我说之前他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斗兽场所承载的历史，现在这个学生已经成为了天津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记者：中国还有什么区域吸引您前去考察和设计?

　　Massimo Roj：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游历中国，通常只是访问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但我认为，那些尚未受到全球化浪潮席卷的地方，是我们最应该保护的地方，比如说荆州古城。我们应该让人们能够呆在自己的家乡附近，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都要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这样才能解决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经历的大移民浪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此产生的严重问题。

　　说到中国，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城市规划应该走一条全新的道路。就拿重庆来说吧：

　　我对重庆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末日，就像电影《银翼杀手》里面描写的未来地球城市一样：整个城市都是灰蒙蒙的，看不到太阳，抬头看到的都是摩天大厦，给人一种非常压抑的生活环境。像这种在全球化道路上走偏的地方，应该把这种错误的做法修正，要向理性的方向发展。我们不应该集中发展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应该重点发展各有特色的小城市，这些小城市要有很好的沟通链接途径，使得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够就近得到，人们也可以就近工作，走路就可以完成日常的生活。